六十年代，亚开行成立的时候，我们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当时，台湾和香港加入了。
我们认为，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中国金融市场继续增强广度、深度与流动性，中国能够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那么到2030年至2035年，人民币有望在支付货币、交易货币、储备货币等维度全面超越英镑与日元，成长为仅次于美元与欧元的第三大国际货币。第一，更加重视人民币的结算货币职能，而相对忽视了人民币的计价职能提升。
数字货币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尽管从目前来看数字人民币仍定位于M0并主要用于零售端，无法用于跨境交易，但未来如何通过数字化助力人民币国际化、数字货币竞争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哪些影响都值得进一步探索。第二，更加重视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而相对忽视在岸金融市场开放。境内外疫情防控进展的差异会传导至产出和利率差异从而引起跨境资本流动，中国可能迎来新一轮短期资本流入，在此情况下应把握好深化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金融开放的节奏和进程，注意防范资本流入与国内地方债、企业债违约等系统性风险叠加，进而影响宏观经济与金融稳定。与此同时，在与中国密切经贸往来的周边国家，人民币的货币锚定效应逐渐凸显，特别是在一些东亚国家有研究表明人民币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锚货币。自贸区自贸港则有望成为金融开放以及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沿试点地带，应注重区内人民币国际化的创新实践，并结合人民币国际化的海外布局实现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
与此同时，服务于人民币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也有所推进，逐渐形成以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为基础，以人民币清算行为枢纽，以银行等金融分支机构依托为的清算网络。中资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分布广泛，并注重在离岸金融中心、一带一路、RCEP等重点区域的布局。在这个背景下，几年以前中央深改组就专门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在2017年有世界影响的杭州G20峰会上面，推出了绿色金融的综合报告
这是碳排放总量控制的一种市场化经济手段，其实际运行主要受到碳排放配额的核定、实际排放量的核查、实际排放量超出配额的处罚、实际排放量少于配额的奖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没有严格的碳排放配额限制，也就不可能存在碳排放权交易。但这还仅仅是正式起步，仍需付出更大努力。再次，对碳排放超标或配额节省的惩罚与奖励要为碳排放权交易保留一定的调剂空间。
如果配额核定不合理，出现普遍超标或节省。尽管目前碳排放权交易所只是纳入发电行业超过2000家重点排放单位，其他行业以及非排控单位、金融机构和个人投资者等暂时未能纳入，尚需市场机制运行成熟之后再逐步放开，但据报道，纳入首批碳市场覆盖的企业碳排放量超过40亿吨二氧化碳，意味着我国碳市场将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规模最大的市场。
我国自2011年起在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深圳两省五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的地方试点工作，到2021年6月，试点省市碳市场累计配额成交量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成交额约114亿元。中国碳交易健康发展潜力很大、任重道远。碳排放权交易，是指企业单位依法取得一定时期内排放温室气体（统称碳排放）的配额（CEA）后，实际排放量低于配额的企业单位通过市场交易将节省的额度有偿转让给配额不足的企业单位，使其能够满足碳排放监管要求的行为。这是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是我国落实3060碳达峰碳中和战略要求，推动绿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和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
经过长达10年的试点准备，现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开始运行，确实来之不易。再次，要积极拓展和丰富碳交易市场的参与主体。碳排放配额的分配将对企业单位以及所在地区产生很大影响，相关企业单位乃至党政机关都会全力争取最大的配额，这就对碳排放配额分配核定的主管部门能否做到公平合理带来巨大考验。在长期试点、总结完善和认真准备的基础上，现在正式推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可谓非常不易，而且今后的发展依然充满挑战，要发展好并不容易。
从国际碳交易市场发展的实际情况看，碳交易影响因素很多，从实际排放量申报核实到完成余缺交易的周期很长，碳交易市场建设和运行投入也比较大，要运作好发展好碳交易市场存在很大挑战，不少碳交易市场并不活跃，对此也要有充分认识。只有存在碳排放超标和节省的情况，并在超标的一定范围内允许其购买一定的配额以满足排控监管要求，才能为碳排放权交易提供空间。
在发电行业碳交易市场健康运行后，进一步扩大碳市场覆盖的行业范围和交易规模。首先，要确保已纳入碳交易市场的发电行业碳排放监管与碳排放权交易的健康运行，在现货交易基础上，积极拓展和丰富碳交易品种，如碳期货、碳期权等，并认真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完善。
从目前主要是碳排放重点控制企业，向包括碳排放控制企业、非排控企业、金融机构、基金公司、个人投资者等在内的多元化主体延伸，使碳交易市场拥有来自不同领域、风险偏好与市场判断存在不同、数量众多的参与者，推动碳交易市场形成公平合理的价格发现机制。其次，碳排放配额分配核定后，还需要严格准确地监测核实企业单位真实的排放量，否则，碳排放配额就可能失去实际作用。所以，与核定的碳排放配额总量相比，真正能够进入市场并成功完成交易的规模并不是很大。进入专题： 碳排放权 碳中和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碳排放配额都能进行交易，因为绝大部分都会被实际消耗掉。总之，全国碳交易市场正式启动来之不易、值得庆贺。
首笔碳交易随之撮合成功，共成交16万吨，交易额为790万元。如果对碳排放超标没有足够强的惩罚，或者对超标的一律实施关停并转。
只有少部分经监管部门核实后节省下来的配额，才能进入市场进行交易（存在滞后性），而且还需要存在超标单位的购买需求并在价格上达成一致才能成功。最后，还需要通过市场公平交易确定合理的碳排放权价格，才能够为参与交易的各方广泛接受，提高碳交易的成功率。
如果对碳排放配额节省的企业单位没有奖励，或者完全由政府给予补贴，也就没有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空间了。7月16日（周五）上午9点30分，准备已久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开盘价设定为每吨48元。
最后，要推动中国碳交易市场对外开放，积极与国际规则接轨，建设成为法治化、国际化、现代化的碳交易市场，吸引更多国际碳交易来中国市场进行，切实增强中国碳交易市场的国际吸引力和影响力。其次，碳排放主管部门要在连续多年组织开展全国发电、石化、化工、建材、钢铁、有色、造纸、航空等高碳排放行业的数据核算、报送和核查工作基础上，结合发电行业碳交易的运行，加快对相关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国家标准的修订完善，推动加强相关方面的立法监督，制定完善分行业配额分配方案，确保碳排放数据的真实准确，强化碳排放配额硬约束。开盘首日收盘价为每吨51.23元，累计成交量达410.4万吨，累计成交额达到2.1亿元在这个轨道上，实现中央现在说的高质量发展去对接新的两步走的中国梦梦想成真——这也是和双碳目标完全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历史过程。
比如这几年在中国社会里有很大影响、但也议论纷纷的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它对应的很多就是与政策取向关联密切的具体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开发项目，乃至新区连片开发这样的大手笔建设，和绿色低碳发展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一定要和绿色金融形成密切的相互配合，从而打开绿色金融进一步发挥作用的广阔前景。比如前几年我们已经知道，有关部门有特别明确的规定，凡是地方上的污水处理（或者叫再生水）这样的项目，以及垃圾处理这样的项目，必须强制性地按PPP方式形成建设方案。
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专家，大家好。这里面当然有一系列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那么说到这个绿色金融的概念，在实际生活中，就商业性金融总体来说，虽然也要注意引导它去服务于绿色金融的那些具体目标，但是如仅有商业性金融自身努力，显然是力所不逮的。本文系贾康先生在北京金融街绿色金融，绿色发展投资论坛上的发言（2021，7.15） 谢谢主持人。
过去达到这种思维是有进步意义的，就是划清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边界，但现在创新中螺旋式上升到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有好的规则的情况之下，又可以使政府和市场主体以伙伴关系自愿签字方式形成契约，在法律条件保障之下，结合着融资的支持，来做这些守正创新的大手笔事项。我们推进绿色金融与绿色发展，要一起来承担这样一种守正创新的考验。这种外部性概念，是在理论上对应于市场缺陷或者市场失灵的概念。结合着环保目标的项目，绿色低碳的产业，循环经济，还有现在很多地方必须在新区开发中强调生态概念的那些生态产业园区、连片开发，一定是多主体、多部门协调过程中，要有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互相配合来给予融资支持的发展事项，而且我认为在这种政策性金融积极加入进来，和商业性金融形成合力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注意调动我们企业的潜力和积极性。
第二个是对支持对象，不可能有求必应，绿色低碳发展中对于要得到融资支持的对象，也必须有规范的遴选。我知道过去在商业性金融领域里，就有基于自愿原则的所谓赤道规则，这方面国际上有所倡导，我们国内的一些银行也有一定的回应，在某些银行的业务里有一定探索。
在这个背景下，几年以前中央深改组就专门出台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在2017年有世界影响的杭州G20峰会上面，推出了绿色金融的综合报告。这样涉及的政府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导向的绿发展，必须配套上金融的支持，我们认为在此方面必然要由绿色金融承担义不容辞的责任。
财政为后盾加入进去，容易引出某些企业和金融机构认为财政就应该完全承担风险——这是错的，还必须是风险共担。一个一个的市场主体，他们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必然要耗费资源，必然要形成一定的污染。
